元祐元年九月□日，翰林学士、朝奉郎、知制诰苏轼状奏：右，臣闻之孔子曰：「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」。天子法天恭己，正南面，守法度，信赏罚而天下治，三代令王，莫不由此。若天下大事，安危所系，心之精微，法令有不能尽，则天子乃言，在三代为训诰誓命，自汉以下为制诏，皆所以鼓舞天下，不轻用也。若每行事立法之外，必以王言随而丁宁之，则是朝廷自轻其法，以为不丁宁则未必行也。言既屡出，虽复丁宁，人亦不信。今者十科之举，乃朝廷政令之一耳，况已立法。或不如所举，举主从贡举非其人律，犯正入己赃，举主减三等坐之，若受贿徇私，罪名重者自从重，虽见为执政，亦降官示罚。臣谓立法不为不重，若以为未足，又从而降诏，则是诏不胜降矣。臣请略举今年朝廷所行荐举之法，凡有七事：举转运、提刑，一也；举馆职，二也；举通判，三也；举学官，四也；举重法县令，五也；举经明行修，六也。与十科为七。七事轻重略等。若十科当降诏，则六事不可不降。今后一事一诏，则亵慢王言，莫甚于此。若但取谏官之意，或降或否，则其义安在？臣愿戒敕执政，但守法度，信赏罚，重惜王言，以待大事而发，则天下耸然，敢不敬应。所有前件降诏，臣不敢撰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